元宵佳节，正在中国台湾参加“第三届北京特色周”现场展销的庆丰包子，由于供不应求，只能贴出了限购通知：“纯手工(十八摺)技艺，因仅3位专业师傅包制，不及请稍后，请见谅！每人限购6粒。”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限购对于商家而言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境界。不管是供不应求的庆丰包子，还是把饥饿营销玩得炉火纯青的小米手机或彻思叔叔烘焙工房，这些敢于发布限购令的企业，都是市场经济的宠儿。换言之，发布限购令的主体应该是企业，才能给消费者带来愉悦。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限购令的发布者显然不是企业。由国务院颁发的限购令，已经将近四年的历史了。限购令从出台那天开始就争议不断，大家都知道限购令不可能是永久性的政策，但是在保守的杭州楼市，敢于公开呼吁解禁限购令的人物并不多。但是，现在终于有了。在杭州市召开“两会”期间，中新网2月12日的新闻《杭州存量房超11万套居全国首位 地产界盼解禁限政》，主要采访了杭州市十二届人大代表沈永振的观点：“随着当前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此前国家制定的相关限制政策也应该有所改变。他特别提到了90/70、限购、限外、限贷等政策。”沈永振是杭州房地产联合开发总公司董事长，对于一家国有企业领导人来说，什么话在什么场合可以讲，是一种很基础的艺术修养。尽管限购令是否解禁主要不是地方政府说了算，但是沈永振敢这么公开说，证明“限购令”在目前的政策生态中存在着松动的可能性。
还有一位大家更为熟悉的国有房企领导人——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也在2月12日的《中国消费者报》上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到最后，很可能就是特大型城市因为人口控制等原因严格限购，中等城市有一定的限购，小城市则可能放开限购。”
2月14日，湖北省宣传部主管的荆楚网用一条消息呼应了任志强的观点——《武汉或分区域调控楼市 部分新城区或将不限购》。这是武汉市在湖北省住房城乡建设改革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建议。
尽管“或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的词语，但武汉毕竟敢于指明了一条道路。而对于广州来说，不确定有时候甚至也是一件不太坏的状态——2月12日国务院同意了广州的从化、增城“撤市设区”的方案，对于新设的两个区是否跟广州一样执行严酷的限购政策，《南方都市报》发布的消息说：“从国土部门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处获悉，目前仍未接到任何要调整楼市政策的通知，这两个区域‘限价不限购’仍然如旧执行。”
尽管已经有一些城市在限购问题上小心翼翼地探测突破口，但是到目前为止限购令仍然被执行得很坚决。如果说限购令的出台是为了保护刚需客群，那么另一项涉及广大刚需切身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早已经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对，说的就是首套房贷利率优惠。2月12日《杭州日报》刊发了一条让很多刚需倍感失落的新闻：《杭城首套房贷优惠利率几近于零》。虽然李国务院多次重申要”支持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购房”，虽然央行多次强调首套房的最大利率优惠仍为7折，但现实却每每不让刚需如愿。
限购令还在，说好的首套房7折利率优惠却香消玉殒了。毕竟房贷利率是市场经济的结果，取消7折优惠无可厚非，银行作为企业也要追求利润。2月16日的《每日经济新闻》的一条预测性新闻《春节“开门红”难掩楼市隐忧 房贷收紧或贯穿全年》，借用盛富资本与协众国际总裁黄立冲的观点说明了目前银行的盈利逻辑：“房贷并不属于高利润业务，在社会利率水平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银行只能将有限的资金投向小微贷款等回报更高的领域，房贷业务占比减少是无可避免的。此外，如果算上银行的表外业务如理财产品、信托等，商业银行在房地产领域配置的头寸非常重，出于风险平衡的考虑，银行也不可能再为房贷配置过多的资金。”如果对照翻阅一下2月15日《理财周报》的《房地产信托存量首超万亿》，就更能明白房贷利率7折优惠为什么香消玉殒了。
既然首套房7折利率优惠交由市场自生自灭，那么限购令不能呢？宏观调控应该尽量避免这种“选择性执法”的局面。“地方政府目前都在执行宏观调控，如何转型涉及到许多人的权利和利益。如果角色问题不能解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很困难。”2月11日《中国证券报》刊发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年会上的观点：“中国经济今年还会非常困难，目前最重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房地产是支柱产业的争论本身就是计划经济思维。”
尽管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但是计划经济思维仍然或多或少地残留在很多人的体液中。或许，我们可以把限购令视为一种测试剂，用于测试计划经济思维在房地产市场的浓度。而作为地产商的任志强，其实扮演的是“经济学科普作家”身份，他在接受《中国消费者报》专访的那篇稿子，不仅小心翼翼地预言了限购令将局面松动的可能性，还提供了一条应该人尽皆知市场经济常识：“行政干预越少越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商品中，越是自由竞争的价格越便宜，越是垄断的价格就越贵。如果房地产真正实现市场化，农村的土地也能上市，不同土地性质之间的差价就变成降低房价的综合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