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德科

我曾经把自己关在一个档案馆里，翻阅了几十年的旧报纸，搜罗小人物的声音，那些关于房子的声音。

今天列几则在这里，大家看看。

像我们这种处江湖之远的人，偶尔怀念一下过去，尚可理解，情绪使然；那些处庙堂之高的人，一旦怀念过去，我们就遭殃了。

1949

一位叫做王立武的杭州市民打算开设一家诊所，但是租不到房子，所以他只好买房。于是他就致信《当代日报》咨询了一系列问题：「不知现在是否许可房产买卖？仅够自己住的房子是否也要受到政府的处理？又如何才能辨别敌伪产业和官僚资产，而不致受到查封的影响呢？」

这是 1949 年 8 月 31 日的一封读者来信。三个多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翻越了天目山，解放了浙江省会杭州。但是许多人都还在困惑：人民政府是否允许人民买卖房产？

那时候，《当代日报》编辑在咨询相关部门之后，在版面上细致地回答了王立武的问题——

一、私有的正当房地产，政府准许自由买卖租赁，并应向地政局依据不同情形进行税契登记。

二、所买或所典房产是否敌伪产业应注意：(一)房地形式是否像日人的建筑及机关用地？(二)卖产人是否在本市居住报有户口？(三)卖产人姓名与所有权状所载名义是否相符？(四)卖产人是否有正当身份？确非汉奸，及无反动罪行？

三、市上所谓「分配房屋」及「住户不缴租」之流言是错误的，政府是「依法保护各阶层人民在本市的房屋所有权」，纵然「其房屋属于首要战犯财产，或系侵占之公产」，应该依法没收归公者，亦须经人民政府法庭之判决。

1958

1958 年，私有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开始启动。许多出租房屋的业主了解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和政策后，纷纷自觉提出申请，敲锣打鼓地向区人民代表大会、区委、区人委表示改造的决心，他们表示要做到「三交底」(思想交底、房屋交底、经济交底)和「四安排」(安排好自留房，安排定息幅度，安排还债计划，安排改造后勤俭持家计划)。

当时住在中山中路 474 号的读者冯均益来信说「我坚决接受改造」：

我是一个有两间店面房子和两间楼房的房主，对政府加强对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表示衷心拥护。

1952 年，政府帮助我从婆婆手里分到这几间房子后，我就把楼下的店面房子租给藤器生产合作社。我和儿子就靠房租生活。现在，儿子已长大成人，并已经进入浙江麻纺织厂工作，生活很好。

曾经有一段时候，我想把店面房子收回来，使自己住得宽敞些。

通过总路线学习，我看清了社会主义的好光景，认识到靠收租吃饭是可耻的。现在，我已填表向政府申请，决心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1961

那时候，大多数居民仍然愿意通过对新中国与旧社会的住房比较，去获得兴奋度和幸福感。1961 年，住在里仁坊的楼阿三，写了一篇《我的住房》：

我今年六十五岁了，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因为我们缴不出房租，被资本家赶出，流落在街头。后来无法可想，只好去住「会馆」。

「会馆」是放死人棺材的地方，一走进去就有股难闻的臭气，里面阴森森的黑得怕人……我现在住的是一所很好的朝南楼房，有玻璃窗，空气流通，阳光充足，冬天暖洋洋，夏天凉风徐徐吹来，真叫人舒畅。楼梯旁有路灯，房门口有门灯，房间里更不要说了，开关「拍答」一响，电灯光照得满房通亮。棉床上崭新的红、绿绸棉被，崭新的床单，还有大衣橱、大被橱、红漆写字台、茶几，还有收音机，我随手将收音机一开，马上可以听到国家大事和悦耳的音乐。

1992

「我恨不得我们中国明天就全部实行住房商品化！」

这是杭州出租车司机小王在 1992 年的宏愿。那时候，他 25 岁，参加工作已经 6 年，存款数额正向 6 位数进军，但他仍然和父母挤在一套面积仅有 14 平方米的房间里。

那么，为什么小王不买套商品房住呢？在小王关于「住房商品化」的宏愿背后，是微观而朴实的理由：「我拼死拼活赚了点钱，买房太亏了，人家每月只交几块钱，和我住得一样，这公平吗？」

2017 年的你，你理解当年的那个小王吗？别人都不需要买房，象征性地付点「零花钱」给国家作为房租就可以了；小王买了房，心理超级不平衡。